作者：余新庆

按语：

今年是重钢建厂120周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重钢环保搬迁一期工程全面投产及大渡口老区全部关停。历经4年多的建设，彩绘的蓝图已落成为一座现代化的钢厂，昨天重钢人的梦想已在今天重钢人的手中实现！

百年重钢传承着中国钢铁工业的血脉，溯源在1890年洋务运动创办之汉阳铁厂，其始为近代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1938年，在抗日图存的危难关头，由武汉逆长江而上，西迁重庆，成为民族解放事业的后方钢铁基地。新中国诞生后，“北有鞍钢，南有重钢”的产业布局和国家三线建设的战略格局，使重钢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创下了第一根钢轨、第一台立式方坯连铸机、第一台弧线板坯连铸机、第一条中厚钢板控轧控冷示范生产线等一系列新中国第一。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以及周恩来、刘少奇、李先念、薄一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重钢这片热土上留下了视察的足迹。

历史长河跌宕起伏，世纪关头风云万千。重钢在新世纪之初，仍承载着负重前行的艰难，国企改革攻坚仍停滞徘徊。严峻的形势把重钢推向了改革的潮头，重钢的发展也由此进入了一个综合实力提升最快、企业面貌变化最大的时期。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英明决策下，重钢集团率先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彻底甩掉历史包袱，实现了“中国第一破”的完美收官；2006年，又启动实施重庆市“十一五”规划发展“一号工程”——重钢环保搬迁，以科技创新和装备大型化推进现代冶金流程再造，优化总图布局，提升工艺技术水平，实施节能减排，提升环境质量，调整产品结构，以优秀产品雄踞市场，打造一流的现代钢铁企业。

重钢集团环保搬迁一期工程，通过艰苦卓绝的建设攻坚，现已形成年产650万吨钢规模，以4100mm、2700mm、1780mm三条板带轧机为主导产品的全流程生产线，并以此以1000万吨钢、1000亿元级企业、推进建立长江上游钢材精品生产基地和中国最大的船舶用钢生产基地为目标，走出一条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共同富裕和绿色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勃勃生机正在重钢强劲涌动。

本期起，推出长篇纪实文学《钢铁城的涅槃—重钢集团环保搬迁工程纪实》，回顾重钢与时俱进、革故鼎新、极不平凡的伟大历程。

第1章  世纪之交，病人背上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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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月10日。

中国。重庆。

这是20世纪即将结束的最后一个年头，这是实现国务院“国企三年脱困”奋斗目标的最后一个年头。

元旦刚过，大地回暖；残冬乏力，新春扬鞭。一场“病人”背上“死人”的兼并大戏，就在1月10日这一天迫不及待地上演。

“病人”者，重钢集团（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个始建于1890年的“老”字号国有特大型钢铁企业，一个经历了“三朝”更迭的“老”字号国有特大型钢铁企业。翻开重钢集团1999年的财务报表，当年亏损2.37亿元，谓之疾“病”缠身，一点也不过分。

“死人”者，“重特”集团（重庆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个诞生于1934年的“老”字号国有特殊钢企业，一个曾经在中国冶金行业独领过风骚的“老”字号国有特殊钢企业。翻开“重特”集团1999年的财务报表，当年亏损3.59亿元，累计亏损17亿元，另有潜亏5.5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43%，拖欠职工集资款本息1.2亿元……很显然，如果把全部“阴暗面”集中展示，“重特”已经走到严重资不抵债，本该彻底破产的绝境，谓之“死”期临近，一字也不悬虚。

兼并“重特”的当天，“重特”改名为重钢特殊钢公司（“特钢”公司），成为重钢集团属下的一个全资子公司。

兼并“重特”的当月，针对“特钢”现实生产难以为继的困境，身兼重钢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3职于一身的唐民伟果断决定，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陆续投入资金总额1.35亿元，用以兑付职工手中的企业债务和“双解”走人，确保“特钢”炉火不熄、轧机转动、人心不散。

兼并“重特”的当年，尽管重钢集团背起了“重特”历史上留下的全部债务，尽管重钢集团承接了“重特”1.59万人的员工包袱，尽管“特钢”仍然出现了1.49亿元的巨额亏损，但在填补了这个巨大的亏损窟窿之后，重钢集团仍以全年盈利1500万元的经营成果，一举实现全年总体扭亏为盈的目标，在“国企三年脱困”的最后一年里，干净利落地打了一个翻身仗。

进入2001年，“病人”背“死人”的日子并不好过，“病人”背“死人”的前景仍难料测。因为“重特”的历史欠债未了，因为“重特”下岗职工的工资拖欠，因为“特钢”的工艺技术陈旧落后，因为“特钢”的运行成本居高不下……在今后的岁月里，重钢集团能否真正彻底“翻身”，还存在“到哪个山唱哪首歌”惶惑心态，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艰难跋涉。

一句话，柳已暗，花不明。举步维艰，临渊履薄。

果然，进入2002年，“重特”多年沉积的矛盾集中爆发，局势动荡；云压城头，祸起萧墙。弹尽粮绝的“特钢”人心不稳，悲剧登场；风波屡起，殃及重钢。

2002年2月20日，一位身患晚期肝癌的职工，因医药费发票中，有中草药白条数张，按规定不能全额报销，“特钢”也无财力报销，便陷入绝望之境，便恶向胆边而生，用早已准备好的瓶装汽油，泼向总经理赵拓山，也泼向自己，同时拧开打火机，把赵拓山变成一个“火人”，把自己也变成一个“火人”。赵拓山虽然得救，但是肢体深度烧伤、面目惨遭破相、留下终身残疾。两天之后，晚期肝癌职工因抢救无效死亡。消息一经传播，全市一片震惊。

2002年4月上旬，因多年欠交电费，供电局切断电源，“特钢”大面积停产，上百名在岗职工围堵办公大楼，他们喊出的话语令人心酸：请问重钢领导，请问“特钢”领导，机器不能运转，手中没有活干，今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2002年6月中旬，一个“讨说法”团队在“特钢”悄然形成，数千名下岗职工、退休职工、集体职工参与其中。“讨说法”团队或是张贴告示，或是发出号召：工人兄弟们，大家到重钢集团上访，大家到市政府请愿，我们为企业的生存而下岗，为什么拖欠的工资不还？为什么医药费发票不报？为什么内部的债券不清？为什么集资白条不了？此后1年多时间，发生大规模到重钢集团集访事件30余次，到市政府请愿事件7次，上街堵路事件5次。

因为重钢集团已经整体扭亏，由“重特”历年外债引发的以重钢集团为对象的讨债风潮，便在这一年开始爆发。奉命加入讨债大军的企业、银行、法院，来自国内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一时间，偌大一个重钢集团，被推上了欠债不还的“被告席”。面对债主的威胁、银行的查账、法院的传票，重钢集团领导天天穷于应付，片刻不得安宁。

因为重钢集团已经整体扭亏，由“重特”历年内债引发的以重钢集团为对象的追讨行动，也在这一年频繁发生。主动参与追讨行列的职工、家属、子女，来自“特钢”的各个车间、街道、院落。一时间，偌大一个重钢集团，被推上了一触即炸的“火药桶”。面对职工的声讨、家属的恶语、子女的哭泣，重钢集团领导时时疲于奔命，内心十分焦急。

矛头都是直端端地对准重钢集团，殊不知，重钢集团也是代人受过，倍感委屈。

矛头都是直端端地对准重钢集团，殊不知，重钢集团也是大病初愈，亟待补虚。

完全可以用“外忧”和“内患”的双重夹击，来诠释重钢集团当时内外交困的艰难处境。

“外忧”什么？外忧手执法院判决书的执行法官，会在重钢人防不胜防的时刻，责令重庆市多家银行不得有“抗法”的举动。为此，重钢集团职工曾一呼百应，与执行法官有过一天一夜的对峙。

“内患”什么？内患已经脚踩贫困线的“特钢”职工，会在家里人毫不知晓的时候，突然间产生于公于私都无助的“过激”行为。对此，重钢集团领导曾严密部署，对特困职工家庭必须专人关注。

此时此刻，无可回避的严酷现实是，由于“重特”的严重拖累，已经没有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让重钢集团毫无牵挂地实施发展规划和开拓市场领域了；已经没有一个相对安稳的内部环境，让重钢集团精力集中地组织连续生产和推进企业管理了。

此时此刻，可以毫无悬念地得出结论：如果由于“源头”在“重特”的严重危机，不能及时和有效地化解，势必拖着重钢集团一起跌入万丈深渊；如果由于重钢集团跌入万丈深渊的现实危情，不能尽快和迅速地逆转，重钢集团势必拖累重庆这个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发展。

万般无奈之下，重钢集团作出了十分痛苦的抉择，上书重庆市政府，请求解除对“重特”的兼并，避免重钢集团和“重特”同归于尽的更大“悲剧”，在新兴直辖市上演。

重钢集团请求解除兼并“重特”的请示报告，盖上鲜红的印章，上交到市国资委之后，呈报到市政府之后，招来了一片赞同之声，也招来了一片质问之声。

赞同者认为：与其死一双，不如保一个！

质问者认为：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总而言之，赞同者态度鲜明，质问者口气强硬，当事者只好等待……

重钢集团在等待，“特钢”公司在等待，终于等来了一位关键人物的登台，终于等来了一位关键人物的表态。

这位关键人物是2001年10月，从上海市调到重庆市任副市长，时年49岁的黄奇帆。

黄奇帆1968年9月进入上海焦化厂工作，1983年12月调到上海市整党办公室当联络员。整整15年的青春年华，整整15年的宝贵时光，黄奇帆在上海焦化厂这个积蓄着巨大热量和催生着无限热望的国有企业里，有过当工人、读文凭、升工程师、任副厂长的经历。

从1983年12月到2001年10月，上海市是黄奇帆施展聪明才智的人生舞台。黄奇帆先后担任过上海市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经委主任等职。

还是在担任上海市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和市经委主任的时候，黄奇帆就以“超常规思维和善务实办事”而出名，就以大规模引进外资推动浦东新区建设的成功探索和实践而初露头角，就以善于资产重组、解决企业困难而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的风云人物。

2002年5月，黄奇帆出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随后，兼任重庆市国资委党委书记。

面对重钢集团兼并“重特”后的遗留问题，面对重钢集团背上“死人”后的险恶处境，面对“特钢”职工集访请愿的混乱局面，黄奇帆深知，要想获得解决问题发言权，就必须对“重特”这个特困国有企业的前世今身，有一个全过程的真切了解，就必须对“重特”这个特困国有企业的命运轨迹，有一个全方位的重新审视。

其实，“重特”从鼎盛时期走向破败境地，只用了4年时间。

早在1993年，“重特”还保持着它引以自豪的辉煌，当年产钢34万吨，实现销售收入19.4亿元。然而，到了1996年年底，“重特”昔日的辉煌已经一去不返，“重特”曾经的自豪已经风光不在，当年产钢仅10.68万吨，实现销售收仅5.15亿元。进入1997年，“重特”的“形象”更加惨不忍睹，上半年结束时，已经跌入欠发全公司1.83万名职工5个月工资的境地，到了年底，由市财政投入的1.4亿元生产资金打了“水飘”，有去不回，“重特”全面停产，6000名职工被“放休”回家。更为可怕的是，旧账、新账浮出水面，“重特”当年亏损5.23亿元，累计亏损和挂账亏损，达到17.79亿元。

又是短短4年时间，“重特”的领导班子频繁更换。

从1997年7月到2001年6月，“重特”走马灯式的换了6届领导班子。其间，有重钢集团派出副总经理肖邦绪，担任“重特”总经理，有邯钢集团派出副总经理苏兆贵，担任“重特”董事长、总经理，先后两次对“重特”实施全力“挽救”；其间，有重钢集团兼并“重特”时获得的“债转股”支持，有邯钢人、“重特”人、重钢人组成的“联合政府”对“特钢”进行“综合治理”，有重钢集团寄希望于赵拓山的“特人治特”……

对于“重特”的困难处境，中央领导也十分关注。

从1997年到1999年的两年时间里，为了挽救“重特”这个曾经在共和国历史上显现过辉煌，眼下弱不禁风、危在旦夕的“国企”的生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国务院总理朱鎔基、副总理吴邦国、温家宝……先后作出20多次重要批示，要么紧急调拨资金、要么督促银行贷款、要么政策网开一面……总之，想尽了一切办法为“重特”输血，千方百计要拉“重特”出水深火热之中，竭尽全力要使“重特”避免灭顶之灾。然而，尽管中央领导恩重如山，“重特”仍然积重难返。

就在最困难的时刻，一个极不严肃的草率决定，引发了一场严重祸患。

1999年12月6日上午，由于资金周转困难，“重特”主要负责人作出“缓发”9000多名退休职工统筹外养老金的决定，由此导致上千名退休职工连续3天上街堵路事件发生。退休职工与公安干警发生抓扯冲突，围观群众超过10000人。这时候，不怀好意的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英国BBC电台……也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不但用心险恶地做了大势渲染和报道，并且断言重庆市政府会在这场“风波”中垮台。

就在被“兼并”的当年，一项改革“新政”，动摇了“特钢”人的承受极限。

2000年12月26日至28日，由于“特钢”主要负责人宣布实施12200名在册职工“全员下岗，择优返聘”的“新政”，全“特钢”范围内再一次出现全面停水、停电、停产的灾难，再一次引发成千上万群众围观的堵路、上访、请愿。这场“风波”的直接诱因，是对下岗解除劳动合同职工的补偿金，没有按序发放，没有及时兑现。事态恶化的最极端场面，是“重特”三位主要负责人，被大批下岗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从早上8时30分，围困到次日凌晨2时30分，长达18小时时间里，不许喝水、不准吃饭。重钢集团党委副书记朱建派奉命率钢城公安干警救援，三位负责人才得以解围。

往事历历在目，不堪回首。

眼前乱象丛生，令人震颤。

好在黄奇帆不是一介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他一旦以领军人物的身份披挂上阵，他就一定要在重庆市上百万国企职工面前，务实有效地为解决重钢集团兼并“重特”后的遗留问题，填写一份难题众多的“答卷”，开出一个药到病除的“良方”。

重钢人也因此见识了黄奇帆敢于拍板的“霸气”，重钢人也因此领略了黄奇帆泪不轻弹的“真情”。

眼前，需要化解的矛盾，怎么分析都是人民内部矛盾。

眼前，需要面对的话题，怎么讲述都是民生稳定话题。

正因为是人民内部矛盾，正因为是民生稳定话题，黄奇帆才没有整天整天地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仅凭手中的“文字材料”来判断是非曲直，仅听下属的“情况汇报”来确定政策措施。

他信奉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面对绕不过去的问题，要有攻坚克难的勇气，绝不回避矛盾；面对长周期存在的问题，要动体制机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003年4月中下旬，“特钢”又一次发生持续多日的上街堵路事件，近千名请愿者喊出了要生活费的口号，提出了报医药费的诉求，与近千名维护稳定的公安干警形成尖锐对立。严重的事态引起了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当然也引起了黄奇帆的高度重视。连续几天，他仔细研究“特钢”的实际，全面分析“特钢”的困局。终于，他把“重特”的病体脉络把准了，他把“重特”的悲剧情节看完了，便开始了让人耳目一新的“出山”，便开始了让人拍案叫绝的“亮剑”。

2003年4月26日下午2时30分，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重要时刻。黄奇帆主持召开了有重庆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领导、重钢集团领导和“特钢”公司领导参加的紧急会议。

会场气氛肃穆，大家都没有笑脸。

黄奇帆的“开场白”干净利落：同志们，“重特”的乱局已经拖了整整6年，重钢集团兼并“重特”后的乱象，也持续不断地拖了整整3年。老实说，如果是在1997年的时候，就坚决果断地对“重特”实施破产，还可以把“重特”的外债一笔了断，还可以卖掉“重特”的全部资产收回一笔现钱。如果是在2000年的时候，就毫不手软地对“重特”实施破产，也不会让重钢的干部和工人们，遭受这么多磨难，也不会让重钢集团把一个“死人”背到今天。“重特”增加了重钢的许多负担，阻碍了重钢的正常发展。

黄奇帆的“主题词”开宗明义：今天这个紧急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向同志们传达市委、市政府的决定，为了避免重钢集团继续纠缠在“重特”问题上，跌入被拖死、困死的深渊，现在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对“重特”这个药方已经开尽，至今难以回生的国有企业，采取解除“兼并”的断然措施，因为只有解除了对“重特”的“兼并”，才能依法推进“重特”的破产。我们在推进“重特”破产过程中，必须站在对职工、对企业、对债权人负责的政治高度，坚持“三步走”一揽子总体解决方案，有效地破解3个难题，一是还清职工历年来的欠款，二是协调解决债权债务纠纷，三是稳妥分流安置特钢职工。这三件事都是一等一的难事。六年多来，企业欠职工的各类款项至少有几亿元；“特钢”和重钢欠银行的债务，更是高达36亿元之多，还有涉及国内国外、本地外地的许多债务纠纷；特钢职工有两万人之多，是近十年来单个国企破产涉及人数最多的企业，如果我们回避矛盾，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无法顺利推进破产程序。

    黄奇帆的“结束语”当仁不让：为了确保“三步走”一揽子总体解决方案稳妥顺利推进，从现在起，由我担任重庆市推进“重特”破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开始履行职责，领导小组还有市政府的四位副秘书长担任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市经委、总工会、企业工委、公安局、财政局、劳动局、国土局、工商局、民政局、建委、维稳办、再就业办、沙坪坝区政府、重钢集团的各位负责同志，大家要同心同德、甘苦与共，为推进“重特”依法破产，谋求更大的政策支持，为取信“重特”广大职工，落实更多的实际利益。

有人悄悄看了一下手表，不到10分钟。能够在不到10分钟时间里，把多年来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政策问题、民生问题、维稳问题……分析得如此透彻、讲述得如此清晰，足见其智商与技巧，足见其魄力与胆识。

事实上，就在专题会议召开前的昨天，即2003年4月25日，重庆市经委已经按照黄奇帆的要求行文：解除重钢集团对“重特”的兼并和恢复“重特”的名称，并重新在工商局登记注册；委托重钢集团对“重特”实行代管。

会议讨论实施计划时，针对大家对职工欠款的巨额数量和复杂型的顾虑，黄奇帆进行了入情入理的分析：一切工作的起点，是还清对职工的各种欠款，这样才能平息职工的情绪，上街的职工才会愿意回家。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前提，就是拖欠的工资要发，拖欠的医药费要报、拖欠的养老金要交，拖欠的白条要了。这样的拖欠有的长达6年，有的短则3年，很多“重特”工人下岗待在家里，没钱过日子，生活陷入了绝境。民以食为天，有能耐的可以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没能耐的就等死、饿死呀？当然，面对这个复杂混乱的局面，方方面面也都有说法。你“重特”可以说，企业年年亏损，机器都停在那里，我哪有钱来还欠呀！你重钢可以说，本来就是“病人背死人”，我为什么要帮“死人”还账呢？你政府职能部门也可以说，机关不搞经营，行政没有利润，我开印钞厂为“重特”止亏呀！这样看来，一个个企业、一批批官员、一层层部门，看似都有理由，其实都在推责，其实都在诿过，直到矛盾激化了，直到工人上街了，还不知道本质和要害在哪里。本质和要害是工人没有无理取闹、没有政治目的，他们是用一种略显冲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基本诉求和权利。所以，我们的国企要讲信誉，共产党的政府要讲信誉，我今天就把话说明白，3天之内，必须把“重特”对职工的所有欠账统计清楚，然后，用10天时间，把钱还了，送到所有被拖欠人手中，特别是涉及职工安危的医药费，要不折不扣报销……

趁着黄奇帆举怀喝水的机会，一位财务负责人小心翼翼地提出问题：医药费发票有的不规范，我们需要一定时间来审核。

黄奇帆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家贫无米，贼不上门，如果是正常情况，可能会有心术不正的人搞假发票、钻空子、骗单位的钱。你现在是三年、六年拖欠，正规的医药费都不报，生活费拖欠，谁会在这几年搞假发票到你这个穷光蛋财务部门来骗你钱？谁会这再三天搞假发票？我们三天清欠收账，想搞都来不及。工人为“重特”的生存而下岗，欠了工人的钱，就应当实实在在地报销。下岗工人看中医、西医，因为没钱，有的就到小医疗点将就着看病，记账的方式可能就是小账、大账都写在一张纸条上，不见得有专门的发票和收据，看到这样的单子，你们应该感到辛酸和内疚，对这样的单子予以报销，是实事求是，特事特办。

说完了清欠问题，黄奇帆立即掉转“枪口”，又对重庆市委企业工委和重钢集团一阵“扫射”：企业工委处置特钢问题优柔寡断、软弱无力，该拍板时不板拍，这怎么行！另外，重钢集团处置特钢问题也虚虚实实、躲躲闪闪，从明天起，必须由主要负责人挂帅，全过程参与“第二步”和“第三步”的工作。

留下一串掷地有声的话语，也留下一片心系“重特”职工的真情，黄奇帆的身影，消失在会议室外长廊的尽头。

紧急会议结束后的当天晚上，已经疲惫不堪的“特钢”上街工人们听到消息，逐渐全数回到家里。

紧急会议结束后第一天，重庆市委企业工委主要负责人，将赴“重特”工作组成员名单，呈送到黄奇帆手中。

紧急会议结束后第二天，重钢集团主要负责人，将驻“重特”维稳组成员名单，呈送到黄奇帆手中。

紧急会议结束后第三天，一份《拖欠“重特”职工费用统计表》，呈送到黄奇帆手中。

《统计表》确认，拖欠费用包括：“直通车”人员生活补贴、“菜篮子”补贴、工资白条、增资欠发、外诊医疗费、内诊医疗费、“双解”职工补偿、住房公积金、集资股票、违规提前退休补偿，共10个项目，涉及职工98300余人（次），应支付总额2.276亿余元。

黄奇帆细看《统计表》后，对翔实数据和交卷速度，表示满意。紧接着，他又主持相关会议，调集各方资金，还真是10天时间内，将近3亿元资金，逐一兑现到每一个“重特人”手中。

    紧急会议结束后1个月，重钢集团于2003年5月29日下发文件，组建了“重特”第七届领导班子：张培任董事长、总经理，刘樱任党委书记。

任何人都明白，这是一届执行“重特”破产任务的末代“班子”，这是一届维持“重特”稳定局面的看守“班子”。

之所以任命张培出任“重特”第七届“班子”的董事长、总经理，就在于时年53岁的张培，1971年3月从“广阔天地”进入“重特”之后，当过库管工，干过《重庆特钢》报记者、总编辑，先后在“重特”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党校校长、组织部部长、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党委书记、副总经理、两次代理总经理等岗位上经受过历练，对“重特”的历史了如指掌，对“重特”的痼疾感同身受，对“重特”的职工怀有感情，对处置集访、化解危机、维护稳定，有比较丰富的“实战”经验。因此，相信他在这个受到“两面夹击”的岗位上，不会背离职工的期待，不会辜负组织的重托。

以后的日子里，张培在这个受到“两面夹击”的岗位上，也确实经受了从灵魂到肉体的拷问与煎熬。每天，他必须面对情绪多于理智的在册职工、下岗职工、退休职工、集体职工……用政策去稳定他们的情绪；每天，他必须面对衰败取代辉煌的炼钢车间、轧钢车间、铸造车间、机修车间……用良知去结束它们的衰败。

张培完全可以证实，“清欠”这个难题破解之后，“清欠”这道难关闯过之后，“三步走”一揽子总体解决方案“第二步”的“实施债务重组”，是在黄奇帆的决策和支持下，才得以大刀阔斧地向前推进。

不妨略举两例。

其一，市财政“担责”，解决主权外债。工作组在清理“重特”破产前的全部债务负担时，发现“重特”仍有一笔高达3.957亿余日元的外债，折合人民币2689.9万余元，处于挂账状态没有结清，这属于国家主权外债。按照财政部规定，“借用外国政府贷款或转贷任务尚未落实的国有工业企业，人民法院暂不受理破产申请”。谁来承担这笔巨额外债的偿还责任？成为能否顺利实施“重特”破产的一只“拦路虎”。市财政局负责人把这个十分费解的难题，向黄奇帆作了翔实汇报，黄奇帆略加思考后当即表态：干大事不计小利，由市财政“担责”。于是，重庆市财政局在分析了相关政策、研究了解决办法、落实了还贷措施的基础上，及时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关于为“重特”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还款承诺的函》，不但以担当全责的承诺，迅速打掉了一只“拦路虎”，而且用财政支撑的方式，及时扫除了“重特”破产立案的一个政策障碍。

其二，债务人“打包”，处置历史旧债。历史旧债是指重钢集团2000年1月10日兼并“重特”后，与华融、东方、信达、长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签署36.2245亿元“债转股”协议时，确认的共同债务，最大债主是中国工商银行属下的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金额32.5889亿元，其中“重特”12.3亿元。这一天，黄奇帆把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分行行长华耀纲，重钢集团总经理董林、总会计师袁进夫，请进了自己的办公室……董林首先陈情：重钢已被“重特”拖得一身是病，在“重特”破产可以勾销全部债务的同时，希望“财神爷”高抬贵手，免除重钢的全部债务。董林话音落地，华耀纲冷淡回应：免除国企全部债务，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还没有这个先例！互有说辞，场面尴尬。轮到黄奇帆“出招”了：我看，不能把重钢和“重特”历史形成的坏账，都让工商银行承担，“重特”自身形成的12亿坏账，应作为破产清盘核销的债务，重钢历史形成的20多亿债务，应分灶处理，采用债务重组，由“渝富”集团“打包”打折处理，这样既符合“特钢”破产实情，又最大限度保护了银行的债权，也有利于重钢轻装上阵、更好发展，一席话说得华、董二人茅塞顿开、握手言欢。

就在“实施债务重组”的同时，如何更加有效地“分流安置职工”，也摆上了黄奇帆的议事日程。对此，黄奇帆殚精竭虑、牵心挂肠，提出了“五个一批”的务实措施。即：转岗安置两三千人、提前退休两三千人、自谋出路两三千人、重钢吸纳两三千人、市属国企帮助吸收两三千人，彻底解决“特钢”下岗的10000多名工人。

不妨略举两例。

其一，拉“兄弟”一把。请各大集团发扬工人阶级团结互助的精神，拉重钢“兄弟”一把，这是黄奇帆在重庆市国资委召开的全市企业集团负责人会议上，用异常沉重的语调，说出的催人泪下的一句话。那一天，黄奇帆一改往日不苟言笑的“尊容”，就更多地安置“重特”下岗职工，更好地减轻重钢集团拖累，更快地推进“重特”破产，发表了感言：“重特”职工是我们的兄弟姐妹，眼见他们下岗减收、从此失业，我们大家心里确实都不好受。今天，就看在我们都是吃国企奶水长大的份上，就看在我们谁无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的份上，发扬工人阶级兄弟友爱之情，请在座各位老总拉重钢“兄弟”一把，让更多的“重特”下岗职工有一份工作，有一碗饭吃。此话一出，机电集团、轻纺集团、建工集团、水务集团……老总们都坐不住了，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或是主动请缨、或是接受指令、或是当场加码，很快就拿出了2500多个就业岗位。

其二，促“东华”组建。2003年12月26日，重庆市国资委报请市政府批准，由重庆市技改投资公司和重钢集团共同出资，组建的重庆东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东华”特钢），完成了工商登记注册。“东华”特钢接收“重特”下岗职工3066人，此举不但实现了“重特”大批技术精英和生产骨干的转岗安置和转移，而且为推进“重特”的破产，创造了精锐突围、保存实力的条件。

至此，“重特”全面熄火，等待破产清算。

从2003年4月下旬开始，前所未有的员工分流安置、社会职能移交、企业资产核查、债权债务清理等头绪纷繁的破产清算前期准备工作，在黄奇帆的密切关注下，由重庆市政府工作组主持，在“重特”范围内全面展开。

其间，推进“重特”依法破产的坚定步伐，聚焦在四个重要的时间点。

2004年8月25日，“重特”向重庆市国资委提出依法破产申请。

2004年9月2日，“重特”破产纳入重庆市国企破产计划。

2004年9月10日，经重庆市国资委同意，“重特”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立案申请。

2005年6月21日晚7时30分，全力推进“重特”依法破产专题会议，由黄奇帆主持，在市政府办公大楼第四会议室召开。

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国资委主任崔坚，出席了专题会议。

重庆市经委、发改委、总工会、社保局、国土局、公安局、财政局、劳动局、工商局、民政局、建委、维稳办、再就业办、沙坪坝区政府、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诸多负责人，出席了专题会议。

    重钢集团副总经理罗福勤、总会计师袁进夫，“重特”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培、副总经理吴省三、罗彦，出席了专题会议。

这是一次总结解除重钢集团兼并“重特”两年来工作的专题会议，这是一次确定“重特”依法破产最后期限的专题会议，这是一次部署破产清算重点工作的专题会议。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变得异常严峻，一双双失眠的眼睛道出忧虑不安。

仍然是黄奇帆开门见山、先声夺人。他把解除兼并“重特”的历史背景，倒了个锅底朝天：

原本“重特”破产这件事，早在1997年就是铁板订钉，具备了条件。那时候，邦国副总理已经同意，但当时市政府怕不稳定，才先搞了个全力挽救，但挽救无效，后来搞兼并，给了“五管齐下、综合治理”的政策，到了2003年4月，兼并了3年，仍然没有摆平，“特钢”的日子越来越难过。“重特”欠了20多个亿的外债，使重钢集团不得安宁，把重钢集团也拖到了“下水”的边缘，因此，才采取了解除兼并的断然措施。其实，早在2003年的时候，黄镇东书记、王鸿举市长就向邦国副总理做了汇报，邦国副总理也有批示：先解除重钢集团对“重特”的兼并，再解决“重特”的破产。为此，市经委也向国家经贸委做过汇报，国家经贸委原则同意解除重钢集团对“重特”的兼并。重钢集团兼并“重特”，是市经委行文批准的，两年前的2003年4月下旬，市经委已经行文，撤销了这个兼并。解除重钢集团对“重特”的兼并已经两年，“重特”和重钢几十亿的债权债务纠纷总体已经协调平衡。两年来，分流减员工作、职工安置工作，正在扎实地推进，并且取得了成效。重钢集团也因为解除了对“重特”的兼并而出现转机，目前，一座1350立方米大高炉正在新建，明年一季度，增产100万吨生铁的计划，就可以实现。

仍然是黄奇帆回顾历史、分析现实，他把“重特”依法破产的最后期限，确定在2005年9月30日之前：

“重特”的破产之所以拖这么久，不是债权扯不清，司法诉讼程序走不通，核心问题还是一个稳定。只要职工没有全部分流安置，就不能贸然启动破产程序。两年来，通过转岗安置、提前退休、自谋出路、重钢吸纳、国企分流5个渠道，“重特”已经减员了13000多人。依我看，到目前为止，“重特”依法破产的3个条件已经成熟，一是只剩下了500多个全民职工需要安置，二是主要债权人工商银行已经明确态度，三是“重特”的所有外债由市财政“兜底”。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重特”破产的法律程序要走全。“重特”的破产，是通了“天”的大事，破产不是为了逃责，是真破产，是结束旷日持久的混乱，是把重钢集团救出苦海。从明天开始，“重特”的破产推进工作，就由市经委牵头实施。今后，谁在“重特”破产问题上挡道扯皮，推诿误事，谁就让位。我也借此机会宣布，“重特”破产的最后期限是9月30日，决不能拖到10月份。

这时候，重庆市经委主任吴冰、副主任汤宗伟，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康芳伟相继起身，严肃表态。

吴冰的话语铿锵有力：我们一定与市政府相关部门密切合作，一定依靠重钢集团的配合支持，千方百计完成黄市长交办的任务。

汤宗伟的言辞恳切实在：坚决贯彻奇帆市长的指示，争取在9月份办结“重特”破产案。希望市一中院尽快立案，公示3个月后，9月底开债权人大会。我担保，半个月之内，提供法院所需的一切资料。

康芳伟的音频高亢激昂：今天，我们都当着黄市长的面，当着重钢集团领导和“重特”领导的面，立下“军令状”，在规定的期限内，办一个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破产案。

听完3位负责人的表态，黄奇帆点头赞许。

仍然是黄奇帆布置任务、强调重点，他把推进“重特”依法破产的当务之急，“定位”在5个层面：

第一，工作组进驻“重特”。今天参会的同志，都是推进“重特”破产清算领导小组的成员，我是组长，市经委主任吴冰同志具体负责。从明天开始，要抽调市政府部门和重钢集团的同志，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重特”开展工作，善始善终地把“重特”破产这件事彻底了结。

第二，保持局势稳定。对于“重特”的稳定，重钢集团要负全责，对没有安置的“重特”职工，要想方设法安置，已经安置了的，不要“翻烧饼”，不要再出不稳定的事件。

第三，维护债权人利益。“重特”的破产，牵涉到许多债权人的利益，今后，凡是债权人提出的要求和意见，都应当由法院依法裁决，总的来说是“和为贵”；今后，凡是涉及银行和债权人的事情，都由崔坚同志牵头协商，负责解决。

第四，要遵守法律程序。“重特”要在立案前，准备好法院需要的全部资料，由重钢集团把账算清，由审计部门盖章认定，再交法院立案，这件事，应当在9月底之前有一个结果。

第五，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据统计，“重特”对外的债权有3亿多元，这些都是国有资产，不能因为“重特”破产就“一风吹”，要组织力量催收，能收尽收，哪怕能收回百分之十，也有3000多万元。

   专题会议结束后第一天，由600多名市级机关干部和重钢集团机关干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开始陆续进驻“重特”。

   专题会议结束后一个月，推进“重特”破产的法律程序，开始了它的法定进程，开始了它的“规定动作”。

2005年6月24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向张培送达关于“重特”破产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2005年7月27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告：由于严重资不抵债，“重特”正式破产。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牵涉员工最多的一次国有企业破产。员工总数达到3万余人。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内外负债最大的一次国有企业破产。负债金额达到42.33亿元。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国有企业破产。时间跨度达到两年零五个月。

中国“第一破”，完美收官。

中国”第一破”，名不虚传。

对此，新华社记者撰写了《“重特”破产工作稳妥有序推进》一文，在新华社《内参》上刊载，对“重特”破产清算全过程，作了数据翔实、令人信服的报道。

不妨摘录三段。

“重庆市委、市政府对‘重特’破产工作高度重视，成立了以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为组长，市政府四位副秘书长为副组长的破产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同时抽调600多名干部组成联合工作组。在3个月时间里，联合工作组上门走访14000多户，接待各方面群众来访25000多人（次），最大限度畅通了群众诉求渠道……”

“工作组首先对群众反映的欠职工集资款、工资白条、96年空调工资、医药费等属于政策范围内的问题，进行清理，仅还账就还了3亿多元。一是用重庆财政兑付20世纪90年代初发出的1949万元内部股票；二是兑现1917万元医药费，目前，工资白条登记确认已开始；三是拨付6145万元，兑现虚假盈利基础上的调资……”

“工作组还对困难职工家庭实施了帮扶。一是根据职工家庭困难程度，分别给予2000元至6000元的经济资助，纳入第一批资助的有9000户，总金额达到5000多万元；二是组织了两场失业人员的专场招聘会，第一批失业人员与用人单位签订了用工协议。此外，黄奇帆还专门召集重庆市大中型国有企业负责人开会，要求他们拿出2500个工作岗位，提供给‘重特’失业人员就业……”

对此，人民日报记者也撰写了《重庆特钢破产程序平稳推进》一文，在人民日报《内参》上发表，对“重特”破产清算全过程，作了概括全局、客观真实的报道。

2005年11月20日，李鹏委员长在细阅了《重庆特钢破产程序平稳推进》这篇报道后，当即在文章上批示：黄镇东、王鸿举同志，特钢既实行破产改组，又保证职工利益，以“政府推动，市场运作”方式，保证再就业的做法，很好，体现了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人民政府的本质，希望能落到实处，以保证重庆的稳定。

2005年11月25日，李鹏委员长的批示传到黄奇帆手中，黄奇帆顿时如释重负、百感交集。

直到这时，黄奇帆的眉宇间才舒展了往日的死结，黄奇帆的脸庞上才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直到这时，人们才发现，黄奇帆本来就稀疏的头顶上，又增添了几丝白发；黄奇帆本来风趣的话语中，又增加了几分惬意。

毫无疑问，白发见证了重庆市委、市政府，千方百计要为“重特”这个“苦孩子”寻觅出路，必须付出的代价。

毫无疑问，惬意表露了重庆市委、市政府，千言万语祝福重钢集团这个“幸运儿”轻装上阵，发自内心的喊话。（未完待续）